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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率先启动大熊猫野化放归专项研究。通过20余年的持续攻关，科研团队攻克了多项技术瓶颈，取得了关键性突破——截至目前，中心累计放归人工繁育大熊猫11只，野外存活9只。其中7只成功融入有灭绝风险的小相岭山系野生种群，2只成功融入岷山山系野生种群，首次实现圈养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生存和繁衍并复壮区域濒危小种群的重要目标，对大型哺乳动物放归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中心卧龙核桃坪基地主任吴代福介绍说，该技术主要是通过设立培训圈，让有野外和育幼经验的母兽在自然环境下产崽，使放归个体跟随母亲成长，习得野外生存技能，保持幼崽野性。待幼崽满一周岁后，将母幼转移到面积更大、自然环境更复杂的野化圈舍环境中进行培训，让野化个体能够在更接近野外环境下存活下来。这些幼崽，能自己采食、自找居所，还能辨识威胁物种、有效躲避天敌，为其成功走向大自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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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理解：立法的时代语境与历史方位。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回应，以法治方式服务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终围绕“增进政治认同”这一轴心展开。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序言以“五个共同”——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构成历史叙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法理奠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标志着民族工作从政策话语转向法治话语，实现政治概念法律化、约束力刚性化、规范体系化三维跃迁。在治理范式上，更加侧重以共同体建设为核心的建构性范式，第六条明确规定“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将“增进共同性”置于优先位置。
文本理解：法律的性质、结构、核心概念群与规范类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三重复合性质：宪法关联法、民族事务治理领域基本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综合性法。核心概念群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构成法律的规范骨架。规范类型方面，原则性条款约占35%，组织性规则约占25%，禁止性规则约占20%，倡导性条款约占20%。
体系理解：在法律体系中的多维定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领域具有统领性地位，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国家安全法及民事程序法有效衔接，构建多元共治的法律网络。它还承载着通过法治方式实现政治整合的重要功能，与爱国主义教育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共同构成“认同建设”板块，必须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考量。
效果历史理解：从条文到实践的循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条确立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重递进目的。法律实施中的实践问题会反向校准理解：表现和展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需从“建了多少”转向“认同了多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明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交流工具，有助于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各民族“三交”活动需从“物理接触”转向“有机融合”，创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区域政策应着眼于提升“造血”能力。执法者、司法者、教育者、配套立法者需秉持角色自觉。
对法律的理解是在前理解、文本理解、体系理解、效果历史理解四个层次之间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过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法理层面回答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为国家统一、社会团结和文明传承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理解，永远在路上。(江国华，作者系武汉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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